（毛露|2013-2015届校友）
一
我是在一个低矮的牛棚子边上开始的这段旅程。
姚关人是真好客的，第一天刚到，才把行李摆到房间，教务主任就带我们出去，说要去街子上的一户人家，接风洗尘。领路的教务主任姓董，胖乎乎的，十分和蔼，后来的两年也十分照顾我们。他很认真地一路走，一路换普通话给我们讲解：“这里有超市，这里是药店，每隔一个星期还有一次街子天的，就是赶集，可惜今天没能赶上，以后可以带你们来逛，热闹得很......”
我们都很安分地跟在后面听，那时候真没想过眼前这个朴素的小镇，能装得下这么多的回忆。
等绕过弯弯折折的路终于迈进门时，炉火就架在牛棚边上，而且早已烧得旺旺的了，另一位同行的闪校长说：“今天第一顿饭，咱们吃火瓢牛肉，这可是咱们姚关的特色，大家放开地吃。”后来我还知道，姚关的特色当然也不止这火瓢牛肉，但确实很多特色都与吃有关。
席间一直欢愉，直到我猛一抬眼，发现牛棚里面还站着一头牛，在那个视角下，我的眼睛刚好撞到它的眼睛，那是一种特别清澈的眼神，和我接下来遇到的所有的孩子的眼睛一样，明亮而直击你的心底。
二
生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地艰苦，小时候我也在平原上的村子里放养着长大，所以会感觉上像是回到了童年一般。
旱厕的事儿每个人都克服地很快，并没有什么抱怨。我一直比较害怕的是在厕所里面遇见校长，那时候沉默不合适，对话又尴尬。洗澡倒是麻烦些，楼下单独搭了几间淋浴室，是否有热水的话就需要看天气。到了冬天，就需要提着衣物到学校外面了，校门口有户人家用柴火烧热水的，每次我们过去，老板总会大声地喊一句：“来了啊！”引得周围的人一顿围观，怪不好意思。饮食其实最难习惯，当然也最能将就。刚开始食堂打菜的时候，常常因为弄不清选的是什么，而被辣到放弃整顿午餐。偶尔我们会往镇上走找吃的，半路上有一家路边的小吃店，我在里面应该吃过一百次左右的蛋炒饭，因为除去了饵丝米线，好像也没有什么其它的选择。
打开我们每个人的窗子，都能看到一座在姚关的名山，当地人称作“大尖山”。可能是因为这山的顶峰形状太过于凹凸有致，我们几个又会叫它“屁股山”。写第一份教案时，我就对着这山屁股。当时纪念性地就拍了一张它的模样，再后来逢着它好看的样子随手就拍，竟然就把春夏秋冬的屁股山的模样都记录了下来。
学校其实是建在一座被开垦的山上，我们住的地方在最底层，所以上课常常需要一层一层地爬上去。第一层是食堂，第二层是操场，第三层才到教学楼。通常，值周的老师会在第二层守着检查学生的校服着装，我记得第一次赶去上课，有个老师还把我当成了学生，盘问半天我为什么没有穿校服。
和当地老师也一直是客客气气的，团队的几个人虽然都不是太爱交际的人，但也时刻能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照顾。就像我住在三楼，早晨洗簌时常常水压不够，经常刷着牙眼巴巴地看着一楼的老师，那时候他们会很主动地把一楼的水龙头先关上，向我示意：“你先用，你先用。”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第二年我开始试着做饭，邻居的几位老师看我折腾地满头大汗，还专门来指导过我如何切菜、如何调味。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自己大半夜发起高烧，当时竟然还有意识给一个当地老师拨了电话，要不是他和队友把我弄到卫生院，真的烧焦在床上都有可能的。
当然，这些大的小的事儿，慢慢也变成点滴的碎片记忆，写是写不完的，但所有的事儿，我确实还一直记在心里。
三
第一年我真正的队友其实就俩人，一个浙江的看似弱弱而实际又比较疯癫的女生，另一个是广东的高高大大但又比较闷骚的男生。到如今我们说得话不算多了，都各自在忙自己的生活。但在那两年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真的挤着50块钱熬过一个星期的伙食，想想真是又心酸，又暖心。当然，期间更多繁杂的事情也不能几句话就能讲得明白，只好在这里简单地点缀几笔。
上面提到的浙江的女生姓陈，英语教得特别好。第一年小陈老师还拉了几个孩子在宿舍楼下练起了跆拳道，让一帮男孩女孩学生踢腿压腿什么的，时常在楼上都能听到各种惨叫，俨然一副魔鬼教练的神态。可她不整这些时，胆子又会特别小，好几次屋子里闯进去什么小飞蛾或是大蚊子就会吓得不行，然后又在群里求救，让我们去帮忙处理。因此，关于她，也确实不好描述。简单的定义一下，就是她是真的很喜欢街子天有一位老奶奶烤的玉米饼，这种食物也是姚关特色之一。虽然我猜想她如今在城里里，也很难再吃起这样的玉米饼了。
广东的男生姓张，高高大大的，英俊潇洒，是孩子们会仰慕的那种老师。没课的时候我俩常会约着打篮球，这也是唯一的容易消磨时光的活动了。那时候我们都不是太爱讲话，打着打着天就黑了，然后又一路无话地各自回去。他是个挺好的人，我们可能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交集并不算太深，但我很感激那时候真正的一路扶持，也希望他如今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第二年团队里又添了两个老师后，似乎就能热闹很多了。其中一位从山西来的男老师姓李，踏实负责，他带着一个班的班主任，管理地特别好，学校也十分欣赏。后来听他说，他帮忙给学校筹到了一套热水设备，还规整了一个更大的图书室，这些都值得佩服！另一位从美国来的女老师，大大咧咧的，她不太能讲中文，但知道要让学生叫她梅老师。如今，我们时常还会在微信里聊聊天，她和小陈老师一样，也是个疯狂但又脆弱的人儿。那时候她带的是两个年级的口语课，有时难免会有些顽劣的孩子欺负她，她会特别难过。有一次，我听她哭了两个小时，讲的是小的时候如何被人忽略的经历。现在想来，真的是要有着一个不快乐不完满的童年，才会真心希望眼前的孩子可以更加开心快乐的，这可能是很多人坚持在做这件事情的原因之一。
往山里再走六公里的另一所项目学校，那里还有几位老师，也是我十分要好的朋友。偶尔我们会约到姚关的镇上来简单地聚一聚。还记得有一次天黑了，一大帮的人前前后后地往学校走，那时候路上也没灯，靠着月亮的光亮指着路。而姚关夜晚的星空真的非常美，星空下我们随意地说着话，开着些玩笑。真的是很难很难再有那样的场景了。如今天各一方，每个人在各自的城市里奔波，能不能看得到星星也需要打个问号了。这样提起来，就更加怀恋，就在那两年，每个人都在最好的年纪，做着一样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头顶着的是一样美好的星空。
四
我带了是两个班的数学，一下子就成了一百多号人的老师。
最开始撞上他们的眼睛，是跟着班主任后面帮忙做新生注册，我眼里瞧着他们一个个过来，很奇怪地打量着我，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只会奇怪地看着他们。数学课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有些意外，原来这个奇怪的人要讲的是数学。
现在看来，其实我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老师。更多的时候，他们在学习，我也在学习。很多次的晚自习，所有的孩子都离开了，我还会继续坐一会儿。想想一天下来，还有几个孩子并不愿意交作业，有些知识传授的方式确实特别死板，还有很多的细节还需要加强练习。如果可以再来一次，我觉得至少在教学上可以变得更加专业一些。小孩子学东西毕竟只有一次，他们没必要为你的经验不足买单，这些一直是我比较自责的事情。
欣慰的事情是，我还是能很快地能够融入到孩子群中。一天的大部分时候，我都和他们处在一起。大扫除我就当劳动委员，运动会的时候我会是啦啦队长，遇到什么矛盾困惑还可以当当心灵导师，甚至还厚脸皮客串过音乐老师，教过他们唱歌。记得要离开的最后一节课，这帮孩子关着教室门，从头到尾连续唱了半个小时，才把学的所有的歌唱完。我喜欢这种浸染在他们生活中的状态，包括对待那些害羞到一句话也不能说出口的小孩，我也喜欢坐在一边边，然后安安静静地对着傻笑。
周末的时候我会喜欢去到他们的寨子里，简单了解一些家庭情况后，我更喜欢的还是坐着和爷爷奶奶们一起唠嗑。虽然彼此可能都听不太懂对方在说什么，但是就那样沉默地烤一烤太阳，也蛮好的。孩子们倒不一样，他们更喜欢热闹。
每次我去到一个地方，总是阵仗特别大，整一片能叫上的小伙伴都叫上。每个季节可以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春天我们会在小河边编草帽，我编不太好，他们还各种嘲笑；夏天要拉到山上采菌，虽然我寻到的都不能吃，也挺满足的；秋天总要去爬一座很陡峭的“火星山”，然后一个个站在最高的石头上听自己的回音；冬天的姚关很少下雪，我们在的那一年，屁股山的半山腰上竟然真的落雪了，那时候孩子们都很兴奋，中午放学冲着就要到山上拿雪，打雪仗。这样简单写下来，也就两个四季的轮回，日子就过去了。
从第二个学期开始，我就带着一帮女孩子，组建了一支篮球队。那时候听她们讲，很多女娃娃初中毕业就开始规划着结婚生字了，我很诧异。单独问起她们，好像也没人否认，似乎命该如此。所以我是想带着她们去运动，想让她们看看自己身上的能量有多大。半个学期过去后，这个队伍就特别喜欢找男生比赛，后来也开始挑战学校的高中生。再后来，甚至还去到了其它的一些学校打巡回赛。后来跟着一个游学的项目，把几个小姑娘带去了深圳，那是她们第一次走进了真正的篮球馆，听到篮球砸在地板上那些“砰砰”的声响时，顿时就懵了。我确实不知道她们这辈子还将遇到多少这样的场景，但也只有经历了才会有成长。后来，队里的一个女孩子在高中练了体育，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觉得至少也铺了一条路。如今，还有更多残酷的事实是，球队里还是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子，前一阵子就结婚生了孩子，我反而却不像起初担心了。因为训练时每次当她摔在地上，我没有允许任何一个人扶过她。要真的生活把她打趴在地上时，我相信她能够自己站起来的。
五
写到这里时，刚好一个孩子在线上给我留言，他们常常的句式都是这样：“老师，你一定要好好的啊。”我通常都不知道如何去答复这样的嘱托，只是在想，他们可能过得并不好，才希望别人可以过得好些。
我当然也知道真实的生活从来不会对任何人仁慈。带过的一百多个孩子，估计有一半以上，现在正饱受生活之苦，过得肯定不是想象中的美好生活。这其中的大部分，有的在家里务农，有的在工地干活，有的在外打工，少数一些能继续读着书。但我记得离开前，一个辍学的孩子回来给我送行，那天他提了好些酒，要和我一起喝。他还很认真给我讲过他的规划，要通过搬石头讨个媳妇。我没搭话，闷了一口酒，只觉得心酸，可他接着说得那句话，我至今记得：“可能是累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那时候他应该是十三四岁的样子，听到这句，我觉得就够了。我们太多的时候，思考着怎么缩减这种教育的不公平，但似乎这样不公平原本就是社会的本质。我们关注并帮助了那些可以通过读书而改变命运的孩子，但更多的孩子他们从教育中掉队以后的生活，都还是在漫长的煎熬和打磨中，最终摸索出来的。
所以，如今的我很少再思考那两年，关于我，关于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了。生命的路长着呢，彼此搀扶着走过这一段，这就很幸福了。
我每年还是要回去几次的，有一个在昆明读高中的小姑娘，已经高二了。上次她赶来机场见面，我特别正经地说，以后一定考上武大，咱俩做个校友。她就笑，说自己有更大的打算。我笑了半天，一直说，有出息，有出息。
当然，这只是一种类型的有出息，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出息。
六
最后要提的是，我们在姚关的那两年，街子上一直都开着一家狗肉店的。老板会把那些待宰的狗狗关在笼子里。有一次咱们一群人路过时，梅老师问我，为什么这些狗狗会被关起来？我说，因为会有人想要吃它们，而它们又抗争不了。当时她就哭了，而且伤心了很久，我并不知道如何安慰她。
离开姚关的时候，怕孩子们伤心，和小陈老师约好赶早就走了。我在屋子里平时用来给孩子们补课的小黑板上写了一句：“再见，姚关。”那天车开过当年我们前来报道的路，我特意瞄了一下放在狗肉店外面的笼子，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笼子里却空空的，一条狗狗也没有。
我想，他们应该是流浪到了更大的世界里去了。
而此时此刻，从我来到姚关第一天，就那样一直死死地瞪着我的那双牛的眼睛，慢慢地，也从我的脑海里褪去了。
毛露
2017年12月22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