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述在支教学校给学生们做分享
参考消息网6月8日报道 支教，听起来熟悉又陌生，虽然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美丽的大脚》中能窥见一些端倪，但却总显得遥远而不真实。参考文化近期采访了于2016至2018年投身美丽中国支教采访并著书《微光·炬火》的张述，通过他对支教有了由点到面的了解。
与以往认知中一两个月的短期支教经历完全不同，张述持续两年关注那些长期在广东、广西、云南乡村支教的老师。张述坦言之前对支教几乎没有关注，受影视剧影响，他以为自己看的会是“农村有多苦，孩子多渴望学习”。
是“乌托邦”还是乡村教育现实难题？
支教学校往往建在偏远山村
然而，张述在云南的实地探访，颠覆了他对支教的印象。
“学校大楼新，设备全，甚至伙食也不错，往往有四五个菜，肉食也不少。”他的到来收获了孩子们异常的热情——“整个班炸了锅，一大群孩子连拉带扯一下扑过来，孩子说话声音特别大。”
他描述云南楚雄的分众美丽小学道：“云南的阳光特别浓烈，红色国旗在青山蓝天的映衬下显得特别鲜艳，孩子们拉着我做游戏，岁月静好，甚至有种‘乌托邦’的感觉。”
但问题却掩盖在美好之下。
张述认为，这些支教地区的教育，主要是软件跟不上。“当地老师人少岁数大，知识结构和储备跟不上形势。只能保证语文数学等主科，音乐美术等副科就更别提了。”
另一方面，优秀的老师往往留不住：教师待遇很低，也没有职业上升渠道，却要周而复始地工作，有时候也无法很快见到成效，甚至当地老师也会不认同他们的教育理念，例如，搞课外项目，老师会觉得占用了学生学习的时间。“有一次，一个支教老师想弄个泸沽湖合唱团。但孩子们准备室外排练的时候，班主任马上在门口质问，谁让你们出来的？虽然是对着孩子说的，实际上却是说给老师听的。”张述形容支教的整个过程，“似乎就像希腊神话中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次次的往上推，但石头又会滚下来，时间长了，确实会让人有挫败感。”
而学生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张述认为，问题的背后都是有家庭的影响——大部分是父母出去打工的留守儿童，由老人照看。而那些留在山区的家长在家种田，收入很少，家长们往往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高压管制孩子，张述感慨地说：“主要是因为家长不懂教育，所以，往往老师在学校辛辛苦苦教了半天，周末回家待两天就又全部回去了。”
彼时，孩子们学习基础非常差，比较皮，也不听老师的话。
此时，新来的支教老师没经验，一上课教室里往往乱成一团。
“其实支教老师大部分都是刚毕业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很多是名校毕业，海归至少占了1/10，其实以他们的条件，无论是继续求学深造还是找工作，都会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但难能可贵地是，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希望给农村带来一些改变。”张述说：“但实际往往落差非常大。”
我小时候怎么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支教老师陶潜与学生们
虽然现实很骨感，但张述跟我们分享最多地还是这些支教老师身上的理想气息和对乡村教育的改变，他真诚地感叹：“我小时候怎么没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一大改变是，孩子们不好的行为习惯被扭转。“以往孩子们特别淘，上课不听讲，老师一开口就接下茬，上课时会直接从教室后门出去上厕所——他们甚至不知道上厕所要跟老师说，甚至在铅笔盒里养仓鼠玩。”
另外，学习成绩得到实实在在提高。学生之前都是死记硬背地学习，支教老师带来了快乐教学的新氛围。张述给我们讲了三个故事：
支教老师梅研洁本身很内向，课下都不太爱说话，但到了课上，一下子变得特别活力四射。她的英语课特别出名，课堂是走动的，上课像做游戏一样。“教‘马’horse这个单词时，她会一遍一遍去重复做手势，像是拍拍马的屁股。教‘西瓜’watermelon，就摆出抱着西瓜摇摇晃晃的样子，教‘母鸡’hen，就咯咯哒咯咯哒，特别生动。”受到回忆的感染，张述的讲述也活泼起来。
支教老师陶潜当时在云南临沧的大寨中学里教物理。“有一节课讲望远镜原理，他说要带学生们去楼顶天台上看星星，结果当晚乌云密布。学生们以为计划肯定泡汤了，结果看到的是满天不断变换的星座。”原来他使用了一款APP，将星星的位置全都定位好了，再将幻灯片投影在屏幕上，真是一位机智的老师。
支教老师王珂在应对“问题学生”时也有自己的一套“话术”。孩子们因为没有人管、被忽略，往往有逆反心理。有一次一个学生直接在教室里跟王珂抬杠，而这时候如果老师不解决，怎么树立自己在班上的威信？首先不能让学生看到老师服软，语气严厉地将学生叫出教室私下解决。其次，无论怎样，对话的第一句话是“我理解你的心情”，先要肯定这个孩子。此外，在必要的时候，冷处理一下，慢慢地把学生的情绪一点点缓解下来，聊家里怎样，你父母如何。最后跟学生强调：你很特别，一来到你们班，我就注意到你了。张述说，这些孩子淳朴充满求知欲，一些问题学生甚至是“折翼的天使”，支教老师的耐心、爱心、专业最大限度地帮助了他们。
支教表面上让学生受益，其实更能让老师受益
记者张述在支教学校与孩子们在一起
两年来，让张述感悟最深的是，教育是一个愚公移山的过程。
“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见效的。甚至在学生离开老师的教育多年之后，才会慢慢产生作用。比如，学生长大一些后，回想起老师当年的某一句话、某件小事，马上就明白了。”
他举了支教老师赵巍的例子。在广东讲课时，有一个孩子虽然听讲考试都很认真，但学习成绩非常差，老师费尽全力也就只能把他的试卷成绩从五分提升到十分，赵巍感到很受挫。结果有一天，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让大家写一封信给20年后自己的儿子，这个孩子字迹歪歪扭扭却异常认真地写道：“亲爱的儿子，相信你已经长大成人了。爸爸想告诉你一句话：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希望你能够记住：学习的痛苦是暂时的，但是不学习的痛苦是终身的。最后落款是：期待你走出大山的爸爸。”赵巍看完后特别震撼，他说，这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教给他的道理，孩子其实一直都在吸收，只是慢一点。
确实，对于那些乡村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以后可能还是考不上大学，要出去打工，，但是他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更好地去教育他的孩子。这个改变可能不是在这一代，而可能是在下一代，甚至下几代。
此外，在张述看来，支教表面上让学生受益，其实更能让老师受益。
一些支教老师刚毕业的时候，对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没未明确，但经过两年支教后，会很确定自己这辈子就要从事教育。
支教生涯让支教老师的个人综合素质也得到不小提高，特别是跟人沟通的能力——处理叛逆学生引发的冲突，怎么给学生带来改变，你要知道怎么跟学生父母、当地教育部门处好关系……身为老师，他们必须特别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孩子们是一片白纸，一句话一件事不恰当了，可能会对孩子产生巨大影响。
支教更是对老师们意志品质的极大锻炼，“你遇到困难怎么办？是退缩了，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
幸运的是，如今整个支教环境在越变越好。张述总结道：“2009年第一届只招了20个支教老师，而之后这个数字一年一年在增加，它跟社会观念的进步有关系：90后的年轻人可能不是特别在意户口、工资这些物质层面的东西，而是更会注重理念、个人兴趣和发展。”
“做公益，应该是自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教育的快乐，而不是觉得要去帮助别人。”
张述表示，如果时间倒流，自己也希望亲身参与支教，而针对现在一些父母反对儿女去支教的现象，他说：“我们能做的，是改变一些固有观念，就算我们不亲身去做公益，至少我们不要反对自己的儿女去。”（文/朱柒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