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报记者张述报道】乡村支教意味着什么？奉献、伟大还是崇高？“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的年轻人认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19世纪的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Horace Greeley提出一句响亮口号：“去西部，年轻人。”（Go west，young man）鼓舞了众多年轻人投身“西进运动”；21世纪的中国，在“美丽中国”这个公益项目的感召下，许多优秀的80后、90后年轻人也选择去山区乡村教书。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件“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里，做一件八十岁想起来都会笑的事”。
云南临沧大寨中学，支教老师陶潜正在授课。（供图：美丽中国）
找不到合适时机开始，不如就现在吧
上课前，杨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黑板上画了个小人，下面是用波浪线表示的海水。然后她转过身，宣布了课堂纪律：“课上你们讲一次话，这个小人的腿就没了，就会掉进海里。所以你们每个人都要努力保护小人。”
小人的命运让孩子们多少有些顾忌，老师板着的面孔和尽可能严肃的语气也起到了作用。教室里安静了下来，暂时地。杨洁打开ppt，一只毛茸茸的小猫出现在孩子们面前，与之相伴的是“cat”这个英文单词，金碧小学一年级四班的英语课开始了。
这所学校坐落在中国云南省的大姚县，当地是中国十大贫困县之一。杨洁和她的七位队友都是来支教的，她们来自中国一个教育非营利项目——“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
80%与5%，这是“美丽中国”在各种外宣场合反复提及的两个数字，前者是城市孩子能考上大学的比例，后者属于农村。中国城乡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是促成这家公益项目诞生的直接原因。
“美丽中国”的理事长刘泽彭退休前是政府高官，走访过不少偏远农村的中小学。他发现如今随着中国地方政府在教育上的大力投入，农村学校面临的普遍问题，已不再是物质方面的匮乏，“校舍都不错，学生吃得也还可以——我在学校跟孩子们一块吃过，当然，还可以改善。”主要是缺乏优质教师，“现在，西部一些不发达地区的优秀人才比以前还少，而且当地的孩子哪怕上了大学，也不愿意回到家乡。”
针对这一现状，“美丽中国”每年都会从大陆和海外招募中国青年，经过严格培训后，输送到大陆的教育资源匮乏地区进行支教，时间长达两年，在中国本土的各种公益项目中，很少有这样长的支教时间。他们的未来愿景是，“让所有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这样的理念吸引了诸多中国青年，其中就包括不少留学生。大姚两所小学的八位支教老师中，四位都有海外留学背景。杨洁毕业于英国Loughborough University，队友刘嘉薇也是她的大学同学；另一位队友黄昊泽毕业于美国University of Tulsa，有两年时间，他带新生去当地的小学上辅导课，还给非洲孩子们邮寄过包裹。凌晓茜毕业于美国Merrimack College，曾帮助贫困社区的孩子做阅读和早教，为中学生做科学实验，帮他们进行职业规划。
为了支教，他们当中不少人不仅放弃了城市的优渥生活，还有高薪offer、深造机会甚至家庭。张懿心本科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年博士后，中断学业前往广西百色支教。另一个有些特别的例子是，一位拥有超过12年管理经验的跨国公司高管，辞掉在世界500强企业的工作，选择去支教，为此还离开了家庭和孩子。作为家长，她纠结不已，但也会反问自己：孩子3岁时需要自己，10岁就不需要了吗？等孩子长大了，自己还有足够的精力和热情吗？“找不到合适的时候去开始，不如就现在吧。”在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2015年7月，她前往云南大理支教。
肯支持的家庭终究是少数。老师们从父母朋友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评价是：疯了。很多人难以想象：这样的学历，花两年时间去穷乡僻壤吃苦受累，每月只能拿上2300元人民币的补助，就为了教一群农村孩子？父母们有的不确定孩子要将人生轨迹中断两年，会对未来产生多大影响；有的不愿意让子女到艰苦的地方去。这也导致不少已通过审核的申请者，最后都因无法抗拒家庭阻力而不得不放弃。
与父母的“战争”不可避免。刘嘉薇是少数的幸运者，第一次向家里提起支教，父亲大发雷霆，她不愿吵架，顾不上细说就挂断了电话。几个小时后，父亲主动打过来表示和解，他在网上查了“美丽中国”的背景，“觉得好像还不错，挺靠谱的”，又表示了赞同，“角色转变得太快了”。后来，他还为学校捐赠了1500套校服。
支教于广东潮汕的庄嘉儿遭遇的阻力更大。她就是本地人，父亲在当地拥有着规模不小的企业，她高中就被送到美国，8年后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面对父亲的阻力，庄嘉儿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信阐述自己的想法，父亲的态度终于松动。后来他来到女儿的学校，看到她的工作与生活，彻底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起女儿的事业。
另一位家长也给“美丽中国”写过信，讲述自己的转变。他同样恼火于在美国毕业的儿子“浪费了两年时间”，“我是专家型管理者，他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两年时间能学到多少知识或积累多少工作经验？”儿子却只默默忍受这份怒火，不作任何辩解。
直到有一天，父亲在网上看到儿子写下的一段支教体会，字里行间的真情和对山区孩子的爱心使他大为意外，“我突然发现，用我过去的成绩、今天的勤奋正派去教育一个比自己更有理想和牺牲精神的儿子，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更为自己对儿子在支教问题上的冷漠感到内疚。”
云南临沧大寨中学，曾经的支教老师何流（左）、李薇薇（右）在与学生们分享支教故事。（供图：美丽中国）
一节课下来，衣服里全是汗
黑板上的小人依旧四肢健全地悬浮在海面。在杨洁的带领下，一年级四班的孩子们大声朗读着英文单词，每个词念三遍，第一遍仰头望天，对着天花板念；第二遍低头弯腰，冲着地面念；第三遍是两人一组面对面念，孩子们几乎鼻尖贴着鼻尖，用尽吃奶的力气大喊：“cat！”
不是每个孩子都肯认真听讲。一个男孩在说悄悄话，杨洁在讲课间隙走过去批评了几句，刚转过身，前桌的小姑娘就扭头冲男孩吐了吐舌头；第二个孩子向邻桌扔去一个小纸条，杨洁以敏捷的身手予以没收，警告他们：“老师批评你们哦。”第三个孩子转过身与后桌说话，然后玩起了文具盒，杨洁同样快步走过去没收，“下课再找老师要。”
这一措施并未收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嘈杂声还是逐渐蔓延开来，杨洁果断走到黑板前，擦掉小人的一条腿，有孩子“啊”了一声，教室总算平静了些。
“一节课下来，我衣服里全是汗。”杨洁说。
“农村学生都勤奋刻苦”不过是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希望工程”海报上的大眼睛女孩只是少数，大部分农村孩子同样贪玩淘气，学习基础更无法与城市孩子同日而语。蒋佳斌在大姚教语文，一个“就”字讲了不下十次，依然有学生把“尤”写成“龙”。鲁思凡在广东饶平教数学，四年级的学生不会乘法口诀，一道应用题的开头是“小蓓蕾剧场卖票”，孩子只认识“小、场”两个字。鲁思凡只能在黑板左边写数学题，右边写汉字，解词注拼音。甘肃陇南的一所中学，初三50个人的班级，数学考试只有8个人能及格；广东潮汕一所学校，班里十几名之后的考试得分就都是个位数了。有老师自嘲，改作业时旁边放一个盆，一边改一边吐血，改完了，盆就满了。
班级规模则是个看似不起眼，实则十分重要。受中国教育部门“撤点并校”政策影响，大部分农村孩子都集中在当地几所学校中，每个班50多人的规模再正常不过，甘肃陇南的一所中心小学，最多的一个班甚至有103个学生。邓婉馨曾在云南临沧支教，一个人教8个班300个孩子的英语，每天都要批改100多本作业。那段日子，她每天早上6:30起床，晚上12:00以后才睡，短短一两个月就有了腰椎间盘轻度膨出，她一度觉得压力大到快要崩溃，连着好几天深夜把自己关在屋里，孩子一样嚎啕大哭，哭够了就擦干眼泪睡觉，第二天继续保持笑容去上课。
与之相对的是师资力量的匮乏。金碧小学有上千名学生，只有68位当地老师，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上；支教老师共有五位，教授的课程分别是英语、英语和英语，大姚县两所小学自己的英语教师加起来只有四位。其他不少地区的乡村学校，大部分支教老师都要兼任音体美等课程，“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不会教美术的语文老师上不好科学课”是真实存在的现实。
让老师们感触更深的还有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辍学打工，留守儿童，单亲家庭，重男轻女，忽视教育……中国乡村与教育家庭相关的几乎所有社会问题，老师们都遭遇过。
结束支教后，姚瑶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某天，一名学生不停打断你的课堂，无奈的你在课堂上哭了出来，课后，学生陪着你一起默默流泪，然后他就离开了校园，不再回来，踪迹全无。
某天，一个小女生不在课堂上了，其他学生告诉你，她的爸爸把她送给了别人家做媳妇，和她的“丈夫”吵架，还喝了农药。她上初一。
“没能挽留住不断退学的学生，没能阻止蔚然成风的少年婚姻，没能帮助大多数人考上高中……那些最终让你难以忘记的，不是燃烧青春的激情，而是那些不曾预料的遗憾。”
杨松曾批改到一篇让他一辈子都不会忘的周记。女孩写到，星期六的早晨，阳光明媚，太阳叫我起床，我不想起；可是妈妈也来叫我起床吃饭，我只好起来了。但洗漱后我非常开心，妈妈做了我最爱吃的饭菜。我大口大口的吃着，吃的好香好饱。
可是杨松知道，女孩的妈妈早就去世了，在她一岁的时候。
那个早上，杨松对着这篇周记哭了很久，笔尖久久停在纸面，除了一个“阅”字，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写下什么批语，“我无法面对这种思念，我甚至不知道这究竟是脆弱还是坚强。”
在他支教的地方，这样的孩子绝不在少数。
“你们长期做下去，农村是会有变化的”
周记带给杨松的除了心疼，更有震撼，震撼于学生可以如此乐观地面对残酷的生活，“身为教师，我怎么能不做更多的事情，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改变？”他选择在周记里与学生们进行更多沟通，从这里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慢慢地，学生们有了变化。有孩子肯主动向他提出上课的改进意见；有孩子可以不再打架和逃学，开始戒烟戒酒；有孩子开始体谅在外打工的哥哥，在家照顾起哭闹的年幼弟弟。很多孩子对他说，“杨老师，谢谢你让我可以不再害怕在学校里学习，让我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在临沧支教的陶潜则号称“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备课，要么就是在去备课的路上”，还在课堂上实现了“三个百分之百”：百分之百的时间内，百分之百的学生，百分之百地集中注意力。之前他给初一年级四个班教授生物，如今又自告奋勇教初三年级的物理，两次大考，学生的物理成绩一次比一次好，62个学生之前有20多个不及格，如今只有9个。
同是在这所大寨中学，“美丽中国”播下的种子已开始发芽。第一批支教老师2010年来到这所学校，六年过去，校园中不仅有了更新的教学楼，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每年都有70%-80%的学生考上高中，2016年，有32名学生成绩达到重点大学标准，6名学生高考成绩达到600分以上。孩子们在历史课上表演话剧，写三行小诗，参加趣味运动会、“校园歌手大赛”，自己管理广播站和图书馆，在老师的带领下种辣椒、豌豆和枇杷树，老师们还在学校里建起心理咨询室、联系企业为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海归”教师则将先进的教育理念贯彻到课堂上。黄昊泽上课经常会让学生站到教室前，当着全班同学面展示自己，从小培养他们的成就感和自信心。杨洁每次考完试，都不公布成绩，也不让孩子们讨论谁的分数高，而是让家长们私下来问自己，因为“成绩是个人的东西”，很多家长由此意识到隐私的重要性。凌晓茜为学生制定激励计划时，不会直接决定采用哪种奖品，而是列出备选项，由学生们投票；她的一个学生后来参加英语口语大赛，得到全州第九名，也有了当外交官的梦想。
数据统计显示，“美丽中国”支教老师带领的班级，在重大考试中有67%的平均分有所提高，有64%的及格率获得提高，有73%成为所在年级的前三名。
课堂之外，老师们还开展了各种项目，丰富孩子的生活。
饶平的山风月影下，住宿生簇拥在“故事小屋”里听刘晓慧讲故事，然后低头画下故事中的青蛙弗洛格、花格子大象艾玛和小兔古纳什。
汕头的城郊，男孩女孩们在塑胶球场上奔跑、传球、射门，胸前队服上印着“雏鹰足球俱乐部”字样，陈鸣左在场边指挥、鼓掌、呐喊，一副运筹帷幄的专业教练风范。
高黎贡山山脚，许琼文舒展着轻盈舞姿，同样穿着舞蹈服的孩子们模仿着老师，一丝不苟地伸臂、旋转、跳跃。
泸沽湖畔，“格桑花合唱团”的歌声伴随着炽烈阳光，飘向烟波浩渺的水面，石婧、孙梦雪带着摩梭族的孩子们，一路唱到了上海慈善晚宴。
大理巍山的风花雪月中，“写诗班”在林茜的指导下，试着写下一首首稚嫩清新的小诗：“妈妈新种了一棵酸角树/到了晚上/叶子就拢在了一起/她是睡着了吗？”
分数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目标。一个令人唏嘘的现实是，在现有条件下，即便接受了支教老师带来的全新教育，学生们中的大部分人依旧无法考上大学甚至高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师们是在做无用功。受云南楚雄州、市教育部门委托，“美丽中国”承办了当地一所农村小学，更名为兴隆美丽小学。这所“美丽小学”提出“学习即生活，生活即学习”的理念：老师带着孩子们一起处理垃圾、改造厕所，教孩子洗澡洗衣服，培养他们健康的生活习惯。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细节，孩子们都可以学习。
“成长比成绩更重要，有了成长就会有好的成绩。”校长康健说，加入“美丽中国”之前，他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院长，还曾在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北大附中担任校长有八年之久。理事长刘泽彭也经常对支教老师说：“除了教授农村的孩子知识之外，关键是要教他们认知社会的能力和获取知识的能力。我们搞教育，不是去装满一个筐，而是去点亮一盏灯。”
在大寨中学举办的“大寨回归日”活动中，在大寨中学举办的“大寨回归日”活动中，五位考上大学的大寨学生向学弟学妹分享了大学生活，并向共同的支教老师何流表示了感谢：现就读于云南财经大学的张兴茴说，以前自己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老师们的到来不仅使自己的初中生活更丰富多彩，也让自己明白了只要努力，总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就读于昆明医科大学的罗恩秀也说，老师让自己明白，再苦也可以乐出声，为自己理想的东西，再累也值得。就读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友张月则在视频中说，自己以前没有这种好奇和欲望，是老师让自己有了去外面看一看的想法，“何流老师是一种榜样的力量，谢谢他给了我启迪。”
有些项目还为当地带来了改变，物质上观念上都有。云南很多地区的地下水重金属超标，直接喝生水的学生们很多都患有结石，老师们推出“净水计划”，募资为学校安装净水设施；许多学生眼睛近视，有老师在支教过后成立“点亮眼睛”项目，与当地卫生部门配合，为学生们免费视光检查和配眼镜；陈骁举办了“职业教育讲坛”，告诉那些宁可打工也不愿读书的孩子们，能上哪些中职学校、从事哪些职业；有感于当地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儿童留守，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郝琳硕发起“让家乡的明天更美好”活动，鼓励学生调查村子的问题、设法提出解决方案，活动后有孩子表示，以前总认为改变家乡是大人的事，与自己无关，现在明白了，“改变家乡，人人有责。我们要担起这份责任。”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宋平与几位“美丽中国”的支教老师进行了座谈，对这些年轻人大为激赏，认为他们把整个当地社会都带动影响了起来，“你们长期这样做下去，农村是会有变化的。”
“我们来自山川湖海，为了孩子，星空与爱”
支教不是奉献，这是许多教师都在强调的。“美丽小学”副校长王珂十分反对这种标签，“我向来不喜欢意义、奉献之类的词，更别说伟大、高尚之流。我就是在条件还允许的情况下，做了件自己喜欢的事。”
增加一段全新的人生经历、尝试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事，是许多教师选择支教的普遍心态。刘嘉薇留学期间独自游历了许多国家，十分享受这种“alone but not lonely”的生活状态，选择支教是因为“这个阶段可以干些事情，想做就做了”，朋友们听说后的第一反应是，“像你干的事儿”。
蒋佳斌有着更曲折的经历。别人眼中的他足够优秀：大学期间就举办过培训班，创立过自己的公司，也曾在毕业季拿到同学当中最高薪水的offer。他自己却不以为然，“我一直都在追逐着别人的认同，追逐着别人给定的优秀标准去做事情”。在长沙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了几个月之后，他辞职加入“美丽中国”，“在折腾的年纪选择隐藏锋芒，我做不到。”
两年支教下来，老师们当中的很多人进一步坚定了这个想法，“我们不是来帮助孩子的，我们是和孩子一同陪伴，一起成长的。”与学生日常相处的点滴，都成为他们最难忘怀的记忆。
一个孩子摘了把桂花，问老师“香不香”，正在忙碌的鲁思凡随口说了句“香”，去上课时就闻到，整个楼道飘着桂花的甜味，“甜得都有点发腻了”；走进教室又看到，讲台上放了四大瓶桂花，孩子们为了让她高兴，几乎摘光了整棵桂花树。有记者去村里采访她，几个老师和孩子从头到尾跟着记者，一直不说话，记者要走时才小心翼翼开口：“你们会把鲁老师带走吗？”
类似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给老师们的支教生活平添了各种欢乐，惊喜与感动。丁蕾嗓子疼，戴了口罩去上课，有孩子喊，“丁老师得禽流感了。”刘嘉薇在班里摔了一跤，远处一个孩子叫，“快扶刘老师起来，她还是条好汉。”班里组织扫除，王珂问有没有打扫干净，一个孩子脱口而出，“还有天上的云彩没有打扫。”刘晓慧结束支教时，学生没完没了地给她发短信：老师你走了吗？老师你会不会忘记我？十年后会忘记我吗？如果你真的忘了我怎么办？……
“这些孩子，淘气时能把人气个半死，有时候又会让人特别感动。” 鲁思凡说，“学生是真喜欢你，他们会把你说的每一句话特别当真。你说他哪个东西做得特别好，他就会反复去做这件事情。”
中国央视前主持人敬一丹也是“美丽中国”的支持者，她写道，“老师们改变了孩子，他们自己也在改变。支教两年的生活，他们也在上学，他们学到的、看到的，很多都不是教科书里能学到看到的。”两年时间，面临着陌生环境，老师们需要独立解决一系列问题：如何做好教学工作，如何与孩子们相处，如何适应在乡村的生活，如何处理与当地老师、学校乃至官员的关系。这些都将锻炼他们各方面素质：勇气，毅力，领导能力，沟通能力，生活能力……
“两年支教也是你自己成长的过程。”何流说，“两年时间可以让你看到，中国最基层的乡村是怎样运作的。我们走到了中国的最前沿，中国未来什么样，取决于农村什么样。”“美丽中国”广东地区执行总监廖杞南也说：“与其说我是来支教的，不如说我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在支教的日子里，我学会了怎样生活，怎样与人相处，怎样教书育人，怎样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完善自己。”
在厦门大学的一次“美丽中国”宣讲会上，一位女生表示，自己很想去支教，又担心失去择业的机遇，在座的EMBA和企业家纷纷起身，“我看好这样的经历，品质比专业经历重要。”当时在场的敬一丹则对他们说，“记住这个美丽女生，几年后，她出现在你面前时，请你打开大门，她会比现在还优秀。”
两年的支教生活结束后，老师们将各奔前程。他们中的许多人准备继续读书。黄昊泽想去华盛顿读国际关系，他一直对公共服务方面感兴趣，在此之前，他准备先向美国女友求婚；凌晓茜在教学过程中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希望读一个儿童心理方面的专业。那些准备工作的老师们，也有不少选择教育、政府、公益领域：世界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等。也不乏自主创业者，蒋佳斌就打算重操旧业，他准备成立一个“图书交友”网上平台，提供书店或用户的藏书信息，供人租和买。
还有为数不少的教师选择留在“美丽中国”。杨松、陈骁成为招募团队的一员，刘晓慧加入了市场部，邓婉馨现在是广西团队的教师教育与发展主管，负责为新一届支教老师提供帮助与指导，何流兼任着广西、甘肃两地的区域总监；王珂则和队友们一起来到“美丽小学”，试图为农村教育改革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对孩子们，对支教生活，对自己度过两年青春的那片土地的热爱，是他们留下来的最主要原因。
邓婉馨至今还记得在学生家度过的那个晴朗冬夜。黑魆魆的山间零星点缀着几处灯火，远处的幽深寂静中偶尔传来驴鸣和犬吠。她站在山巅，因寒冷和兴奋不住战栗，呼出的白气在清冽空气中蒸腾飘散。头顶是绚烂的银河横亘天宇。核桃树的光秃枝杈映衬在满天繁星下，如同枝头缀满万千闪烁的钻石。那样震撼的景色，是她平生第一次见到。
中国央视曾为“美丽中国”做过一期专题节目，名字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它的同名歌曲也在支教老师中格外流行。在他们看来，每晚生活在这样的星空之下，是生活中最大的美好之一。
“我们来自山川湖海，为了孩子，星空与爱。”邓婉馨写道。
编辑／萨萨
文／张述